最近和一些朋友聊到“重慶姐弟墜亡案”和“勞榮枝案”，法治他們在為案情和人性動容的節︱同時，不約而同會問一個問題：這種案件還有律師為他們辯護嗎？又或者是為們，什么樣的辯護律師會為這種人渣辯護??？含蓄一點的會問，這種案件辯護還有意義嗎？

我深感律師需要先為自己的法治職業辯護，才能為這樣的節︱人辯護。公眾對于律師職業的為們信任與認同，關乎著律師職業的辯護發展。如果公眾不理解律師捍衛的法治是何種事實、律師的節︱最大的職業道德是什么，以及律師如何處理雙重義務沖突，為們任由輿論將律師視為逐利之徒，辯護那么不僅會導致律師的法治自我評價降低，這個職業的節︱發展也將前途堪憂。

一、為們 律師捍衛的是什么事實？

正義想要實現，必須先搞清楚事實。但法律人討論的事實和一般意義上的事實不盡相同。在刑事訴訟中，律師捍衛的是法律事實，根據訴訟認識有限性原理，案件已經發生，無法回到當時的狀態?？剞q雙方只能努力搜集證據，完成法律要求的證明。也就是說，控方即使“明知”是被告人所為，但是如果沒有達到證明標準，法庭就不能對其定罪處罰。

以勞榮枝案為例，她一審被判了三個死刑，由于我國對于死刑判決的證明標準要求極高，二審律師提出她存在精神和身體被他人控制的可能，對一審的死刑判決提出了證據不足的辯護意見。

因此，當事人獲得的法律上無罪或者罪輕，并不等同于客觀上無罪或者罪輕，這只是控方證據不足或者瑕疵導致的案件事實真偽不明，從而取得對當事人有利的結果。就像警方不立案，不等于事實上沒有犯罪發生；檢方不起訴，也可能是存疑不起訴，原因是已經掌握的證據無法達到起訴的要求。

律師捍衛的法律事實，還體現為正當程序保障之下的程序真實。刑事訴訟程序為國家公權力設置了諸多限制，約束國家追訴權，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因此律師可以做程序性辯護。也就是說，即使控方的證據內容是真的，但是取證手段侵害了被告人的基本權利，辯護律師就有權請求排除該證據。那么，就算被告人很大概率實施了犯罪，但只要控方的證據被排除，辯護律師就有義務為被告人追求有利的訴訟結果。

這可能放縱犯罪，但這是法律所允許的，也是司法實踐中時常遇到的情形。比如在勞案中，辯護律師就提出一審法院的各種程序性違法，要求發回重審。在重慶姐弟墜亡案中，辯護律師也指出警方存在誘供和疲勞審訊的問題。

或許這一角度可以解釋律師辯護和公眾認知之間的沖突。在判決作出之前，律師當然應當為自己的委托人講述最有利于他的事實故事。只要有證據支撐，他的事實講述可以給法官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使其存在兼聽則明的機會。這也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在刑事訴訟中通過控辯對抗來全方位探求案件真相的路徑。

但這種基于人的有限性而限制對客觀事實的無限追求，并用程序約束事實發現的法律設計，其實并不符合大部分人的樸素道德，法治有的時候會妨礙惡有惡報。

二、律師與魔鬼的關系

如果你問律師為誰辯護，那答案當然是為當事人辯護。律師職業倫理的核心就是律師與當事人的關系。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強調辯護律師的忠誠義務，這意味著律師最大的道德就是對當事人忠誠。

如果當事人是一個蒙冤之人，那律師的忠誠義務毫無道德壓力。我在律師執業實習期間，正好遇到一個羈押了一年多最后被不起訴的案件。聽說當事人終于走出了看守所，作為實習律師的我也與有榮焉，因為我了解在這個過程中，那位主辦律師耗費了多少精力、寫了多少申請、打了多少電話、往返了多少次看守所。當然，這就是律師的工作。結束之后，當事人也絕不會和幫助過他的律師成為“患難之交”，他們必將漸行漸遠，最終相忘于江湖。

但假如當事人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壞人”，律師的忠誠就面臨各種壓力。從專業角度，我不應該使用“壞人”這個詞，因為“小孩才分好壞”。但律師也活在普通人的世界，所以他們不得不在好人壞人、當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詞匯之間切換。有部電影把辯護律師稱為“魔鬼代言人”，這很準確地揭示了律師職業倫理的復雜性。

律師為某些人——比如魔鬼——代言，需要超越、冒犯甚至傷害社會大眾日常遵行的普遍倫理。由于某些“壞人”會將對于其有利的、不利的事實向律師坦白，以尋求最有效的幫助，而律師必須嚴格遵守保密義務，這些行為是大眾普通倫理所無法接受的。

基于律師的職業要求，辯護律師可以為了當事人的利益采取管轄異議、拖延時間、攻擊被害人等手段，而這些手段是從個人評價上來說不太光明的，但律師不用承擔對其他人的“一般道德義務”，換言之，他不用覺得這樣做對不起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屬。所以這是為什么有的律師不愿意接性侵案。

有人說，拜托律師好好選擇當事人。但是，律師必須通過執業才能生存，也許在選擇客戶時不得不衡量，豐滿的理想和干癟的錢包，高尚道德和養家糊口，哪一個更重要？也有的律師在挑選客戶的時候不太在乎道德原因。美國總統林肯曾經做過律師，他一直說他做律師是謀生而不是事業。在他反對奴隸制之后，還代理過一位奴隸主試圖恢復他對逃亡奴隸的人身所有權的案件。在他看來，他的職業是法律，不是道德。

在選擇代理上，有的律師敢于代理不受歡迎的當事人，這是正當的；也有因為良心不安而拒絕某些爭議案件的律師。接受爭議案件容易獲得熱度和名聲，而拒絕只能獲得內心的安慰。不過也有同行告訴我，如今接受敏感案件需要非比尋常的勇氣，稍有不慎就可能吊銷執照，甚至遭遇官民“共憤”；而拒絕很輕松，不過是審時度勢的表現。

那么，律師在為“魔鬼”辯護的時候，是否有邊界呢？是否還需要承擔真實義務呢？雖然律師是魔鬼代言人，但別忘了他也是法律工作者?；谶@樣的角色期待，法律不要求律師揭發當事人的罪責，但需要承擔“消極的真實義務”。因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受到無罪推定原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保護，無需承擔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所以辯護律師不必積極協助控方查明事實，但不得就相關事實和法律作虛假陳述，不得積極蒙蔽和欺騙司法機關，誤導法庭審理。

這就是刑事訴訟和律師法為辯護律師設計的兩全法，不辜負當事人，也不辜負對法庭的真實義務。但代理活動中太多暗流涌動，律師常常要面臨試探。一旦遭遇忠誠義務和真實義務的沖突，律師應當遵循什么原則指導自己的言行呢？

三、美德倫理學的解釋

在勞榮枝案件中，律師被指存在違規炒作案件的行為。有人認為，庭外發表言論、通過媒體影響司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辯護策略。以往律師依靠傳統媒體，現在自媒體發達，律師完全可以自行上陣。

但是，批評也來了。律師的媒體宣傳可能危害公正，因為公眾會產生情緒化的反應，在群情憤激下，法院是否屈從于社會輿論壓力？是否有民意審判之嫌？

我和一些律師討論的時候，他們說這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在他們代理的某些案件里，除了在自媒體上發聲，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途徑可以維護當事人的權利了。而他們又深感責任在身，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委托人——他們基于信賴，把生命、自由、財產托付給自己，就這樣陷入司法不公。

作為一名律師，在自己承辦的案件中應當如何拿捏自己的言行，避免導致爭議？美國會同時約束律師和檢察官的言論，既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又不能對審判產生實質影響。勞案辯護律師在申辯里指出檢方發表不當言論在先，不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又是一個對律師職業道德的挑戰，假如對手違規在先，是否可以使用對等的或者超法規的維權方式呢？

這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當前律師職業倫理研究強調道義論的道德哲學，對當事人的義務，尊重當事人的自治權等等。道義論認為，只要訴諸道德規則，我們就可知道如何行事。僅當人們做道德法則所要求的事情時，才是配享幸福的。但有時候，道德規則并不能直接給答案。此時，美德倫理學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角度。

美德倫理學認為，生活比我們的理論和規則復雜得多，想要為道德行為編一部道德規則法典是不可能的。不管規則如何復雜，現實生活中總會出現規則無法覆蓋或者規則會帶來荒謬、意料之外結果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需要知識，還需要在具體情境中適用道德的能力。

當你遇到道德危機的時候，有兩個辦法，一是考慮某個品德值得我們敬仰的人，他會在這種情況下做什么選擇？另一個是捫心自問：美德會要求我們做什么選擇？問自己，怎么樣的行為是勇敢的，同時，怎樣做才是符合美德的要求？

在所有的道德美德和智力美德中，亞里士多德認為，勇敢是最珍貴的。在魯莽和懦弱之間選擇勇敢的做事方式，就是實現美德品質的基本途徑，也是解決倫理矛盾問題不可忽視的。這也讓我想到羅翔老師曾經說“勇敢是最高級的詞匯”。做一個律師，必須要修煉智慧和勇氣。假如一個律師如果在美德的指引下，勇敢地選擇做了最正確的事，那就是求仁得仁、無怨無悔了，而這就是解決律師倫理義務沖突的唯一途徑了。

盡管我們討論律師的美德顯得不合時宜，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律師是追求美德的。他們追求的是勝訴吧？或者是錢吧？一位律師說他不需要公眾理解，他打了個比方，人們都討厭有錢人，但卻愛錢。人們在當看客的時候痛罵律師，但不妨礙他們有事的時候需要一個好律師。律師不受歡迎恰恰反映了這個職業的不可替代。

以前我們在大學課堂上曾討論，做個好人還是做個好律師，似乎二者不可兼容。但從美德倫理學的角度，好律師也必須是好人，換句話說，一個理想的律師不僅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值得稱道的美德。這樣的境界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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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