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鑲嵌綠松石鳳鳥形玉飾件。?文右圖：鑲嵌金銀圖案紋飾青銅牛形席鎮?；埠肻作者供圖

　　我國最早運用綠松石作為飾物是錦器賈湖文化，賈湖文化是傳千以河北省舞陽縣賈湖村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類型，以釀酒、秋煞動物馴化家養及栽培粳稻為特點，鄺凱是?文裴李崗文化的源頭，亦是化什好世界上最早使用綠松石的地區。距今五千多年的錦器河南鄭州仰韶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中亦見綠松石飾物。傳千綠松石有著宛如藍天的秋煞色澤，用于鑲嵌，鄺凱特具美感，?文成為當時國玉的化什好代表。

　　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錦器新石器時代末期，綠松石片鑲嵌在銅器作為腕飾成為士族領袖的飾物，看作身份和權力的象征。鑲嵌在銅器上最著名的是一九八四年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著綠松石銅牌飾，這件牌飾以青銅為框架，上有數百片綠松石并合鑲嵌出獸面紋，出土文物的年代判斷為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是屬于我國歷史上的夏朝。近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當中，亦見一塊綠松石銅牌，形態與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相近，可惜銅牌銹重，鑲嵌的綠松石大批松動脫落，未能作出工藝比較。

　　河南省安陽殷墟亦見出土其中一骨片有綠松石鑲嵌文字，這種表現形式是為首例。武漢市黃陂區灄口鎮盤龍城是商代城市遺址，有夯土宗廟、大型宮殿建筑基址及大規模的手工作坊，工作坊除製陶外，亦具青銅鑄造業，出土大量青銅器，最令人矚目的是出土了綠松石鑲金飾件及玉柄形器鑲嵌綠松石，是我國最早的金鑲玉及玉石上嵌鑲松石的藝術品。

　　古籍《禹貢》、《山海經》、《爾雅》等有記載“璆琳瑯玕”，據古人考證“琳”和“瑯”屬綠松石類，宋元明年代有稱為“碧甸子”；百年前地質學者章鴻釗在其著作《石雅》指其“形似松球，色近松綠”而稱為綠松石；由于外國稱綠松石為Turquoise，不少人誤解是來自阿爾泰山地區的游牧地區，稱為突厥玉或土耳其石，其實土耳其不出產綠松石，只是經該地運往歐洲而得名。世界上綠松玉最大的儲量是在中國，近年礦產調查我國占世界的七成，遍布于陜西、湖北、河南、安徽、青海、云南、新疆、甘肅、江蘇及內蒙古等地，目前的湖北、安徽、陜西仍進行開采；綠松石多長于石鏠之間，薄而小的特性特別適于鑲嵌。

　　殷商時代，器物鑲嵌更為發展，不再局限于綠松美石，出土墓葬器皿中有壓印紋飾的金質薄片，是黏貼于青銅器表的裝飾；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更出現一種特色工藝，在器表鏨刻圖案或文字凹線，以為毫發的金銀線嵌入，改變呆板和拘束的藝術紋飾，突破傳統的圖形對稱形式；內容有故事題材片斷描寫，豐富活潑。這種金銀鑲嵌銅器，亦稱為金銀錯銅器（金銀錯是將金銀鑲嵌在銅器后，再用錯石在器表磨錯光平的工藝）。

　　鑲嵌金銀的裝飾藝術手法，在中東、印度、埃及和敘利亞早年亦有發現；在埃及和敘利亞多借敲擊金屬的技法制作器物的胎體，在表面雕刻花紋溝槽，嵌飾金銀，稱大馬士革鑲嵌，印度則以翻砂法（模型澆灌金屬熔液）鑄製銅、鋅與鉛合金的胎體，再刻槽嵌金銀紋飾，與我國以塊範法鑄製胎體的獨特方式不同。

　　有說法稱我國古時自商周時，中原與西北邊疆民族常有來往，春秋戰國時期接觸更為頻繁，鑲嵌技術是經游牧民族或商旅為媒介，從中東或印度傳入，看來這是一種推想。鑲嵌綠松石或金銀在青銅器上作為裝飾的藝術技巧，在中原文明的歷史長河是具有承傳的事實，異地傳入迄今未見實證，西來說站不住腳，但互相影響及融合相信是有的。

　　春秋戰國以來鑲嵌金銀的與當時主流的藝術圖案有一定的關系，由幾何形的菱形到獸面、鳳鳥、蟠螭，再發展到人物、生活場景及云氣等，年代風尚明顯；鑲嵌金銀的器物，由殿堂禮儀用器發展至生活用具，由于鑲嵌于鼎、奩、尊、瓶、壺、鐘等傳移至席鎮、帶鉤、車飾、馬具、轅飾、爐具、杖首、酒杯、燈臺、案座承盤、衣箱等，顯現耀目光彩；自漢唐以來，各朝代發展出不同運用金銀特性的裝飾藝術，自開發了絲綢之路與近東地區暢通，互相吸納圖案風格及制作技巧，出現不少另類手法及各種器物胎料，包括鎏金、焊接的金銀粟粒紋、敲花、壓花、金銀線細工、金銀平脫、金銀胎內填琺瑯等新裝飾藝術，具奇特的藝術效果，加上鑲嵌綠松石等加強裝飾效果，精美華麗，成為新石器時代迄今作為裝飾用未間斷的藝術技巧。

　　鑲嵌藝術及其相關文物，都是中華民族生活的軌跡和智慧結晶，經歷代調融形成堅韌不拔的文化，垂足萬年而彌新，器傳千秋，能承傳下來，我倒認為其原因就是“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