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當天的案重重審，檢方做了補充起訴，犯當在原來指控被告人非法拘禁12名學生的庭道基礎上，新增了7名被害人遭非法拘禁的歉受指控內容。同時，害學檢方還建議法院對吳軍豹、無法任偉強進行5年的豫章永遠原諒從業禁止，對張順、書院審主生屈文寬進行3年的案重從業禁止。不過在量刑方面，犯當檢方并未建議增加刑期，庭道而是歉受與此前判決保持了一致。

“犯罪事實增加了，害學量刑卻一天都不增加，那對新增的7名被害人而言，司法公正和心靈撫慰從何體現？”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對量刑建議表示難以理解，況且本案的被害人在遭受非法拘禁時均為未成年人，本應從重處罰。檢方及被告的辯護人則認為，非法拘禁罪的最高量刑即為3年，原量刑已接近3年上限，綜合考慮被告具有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認罪認罰等從輕情節，因此量刑無需額外增加。

但在從輕情節和認罪認罰方面，各方同樣存在爭議。檢方及被告的辯護人認為，吳軍豹和任偉強主動投案、如實供述，構成自首。而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則持反對意見，并舉例說，吳軍豹在2018年12月30日的詢問筆錄中供述，“豫章書院不存在拘禁，進入煩悶解脫室的學生都是自愿的”，與他當庭作出的“進入煩悶解脫室的學生，大部分不是自愿”的供述，以及后來他又承認自己構成非法拘禁的說法自相矛盾。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認為，這說明吳軍豹此前并未如實供述，也不是真心認罪認罰。

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有無依據？

在3月31日的重審中，3名受害學生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最主要的訴訟請求有兩項：一是要求吳軍豹、任偉強在全國性報刊以及網絡平臺進行公開道歉，二是要求被告人進行精神損害賠償。

對此，被告的辯護人均以原告要求公開道歉和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為由，請求法院駁回，不予支持。

3月30日，豫章書院舊址所在的學田路上，沿途兩側的墻體上仍留有辦學時留下的宣傳墻繪。

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提出，雖然2021年修訂的《刑訴法司法解釋》第175條第2款規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钡c2012年刑訴法解釋規定的“不予受理”相比，2021年的解釋增加了“一般”二字，這為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開辟了空間。

此外，新刑訴法解釋實施后，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曾入選一個案例：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對牛某某涉嫌強奸案依法提起公訴，并支持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終，牛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一次性賠償被害人精神撫慰金三萬元。原告的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認為，該判例也為被害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提供了法條適用參考。

受害學生拒絕接受主犯道歉

在3月31日當天的庭審中，在最后陳述階段，5名被告人均表示認罪認罰，并現場道歉。

其中，主犯吳軍豹在最后陳述中說，事發至今豫章書院已停辦6年，自己也被羈押一度失去自由。豫章書院的創立初衷，是借助傳統的書院文化，對問題青少年予以矯正，并幫助他們重新走上正軌，然而自己在利用傳統書院文化時沒有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學生實施了非法拘禁而觸犯法律。吳軍豹現場向受害學生進行了道歉，并表示認可對自己進行從業禁止。

主犯任偉強則回憶了自己以往的艱難求學路，稱自己在成長中得到過許多老師的幫助，不想看到有學生因種種問題荒廢學業。雖然自己的出發點是好的，卻因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出錯，最終觸犯了法律。就自己對學生造成的傷害和引起的不良社會影響，任偉強也在現場做了道歉。

3月31日，受害學生之一貝貝（化名）來到法院參加出庭。

不過，遲來的道歉并未換來受害學生的原諒。原告之一貝貝（化名）在庭上明確表示，不接受吳軍豹及任偉強的道歉，“我們這些受害學生，事發時都還未成年，因為維權路上困難重重，堅持下來的學生越來越少，‘為學生好’是他們自我開脫的一貫借口，希望對被告人從重處罰?！绷硪槐桓嫒顺跷颍ɑ﹦t說，豫章書院的遭遇所帶來的痛苦一直揮之不去，自己“永遠無法原諒”被告。

案件會迎來結束的一天，但受害學生留下的心理創傷恐難以磨滅，這一點也引起了公訴人的共鳴。

在發表公訴意見時，公訴人語重心長地說，教育、孩子是本案的關鍵詞，孩子的教育關系到每個家庭的幸福。學校和老師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承擔著重要作用，每個孩子的身上都有優點和缺點，雖然有句話叫做“嚴師出高徒”，但無論如何，教育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孩子不應該遭受到摧殘。在孩子們的學生時代，美好回憶值得永遠銘記，而留下的心理創傷，則可能會影響孩子的一生。在本案中，被告人的非法拘禁行為，對受害學生及其家庭都造成了傷害，被告人理應向受害學生們道歉。以本案為鑒，更進一步來講，孩子的教育問題，也需要得到家庭、學校以及整個社會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