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爾納1948年出生于東非海岸附近的得主代千桑給巴爾小島，小島在1964年時與坦噶尼喀合并為坦桑尼亞。山魯述當1964年，樣講古爾納踏上了逃往英國的零夜道路。上世紀80年代末，專訪佐德為了探訪重病的諾獎納像父親，古爾納才終于重返桑給巴爾。得主代千作為被殖民者，山魯述當古爾納坦然承認殖民對于他的樣講影響。他們遭受壓迫，零夜也接受教育，專訪佐德他們獲得了教化，諾獎納像但教化并不允諾文明或民族共識，得主代千最終，他們形成了難以被概括的生命經驗。得益于從小在殖民背景下接受的英語教學，古爾納意識到自己可以用英語來寫作，而他的寫作資源不局限于非洲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也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英語經典文學。于是，在古爾納的筆下，講述者可能既是一位風趣從容的英式紳士，也是一個痛苦的逃難者。
“是語言選擇了我，這是我的運氣，”談到使用英語寫作，古爾納這樣說道。而翻開他的小說，又不時會與斯瓦希里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相遇，如同身處非洲嘈雜的海邊，親歷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交易與沖突。這些故事里的人群由操著不同“口音”和利害關系的說話人所構成，他們由此參與了歷史性流動。
在《天堂》里，男孩優素福隨著商隊踏上內陸之旅，和不同語言、不同部落的人相遇沖撞，而那些神奇的、殘暴的、靈性的故事在人們的口中遷徙，也構成了優素福生命的一部分。在《海邊》里，一個非洲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在英國對峙，最終拼湊出往事大概的原貌。在《贊美沉默》里，故事可以可以“存上好幾年，保留起來并使之固化變硬，等時機已到這些話便可按預期目的派上用場，去粉碎一根骨頭或挫傷人心”。有時候，在兩部小說之間，一個故事沒有講完，在另一個主人公的口中得以延續。古爾納認為，記憶是不可靠的，但是故事塑造了我們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在小說里，他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魯佐德那樣，一邊講述，一邊逃離，為了獲得自由。
古爾納10部小說中譯本的第一輯
澎湃新聞：真相/真實是你在小說中處理的一大關鍵主題，諾貝爾文學會的評獎詞中也提到了你“對真相的追求”。而記憶是貫穿你寫作的另一個主題，但正如你在小說中所展現的那樣，回憶時常具有欺騙性。你怎么看待真相與記憶的關系？
古爾納：當然，我們都想認為自己致力于講述真實的事情，不只是作家，我們身為人類都想要誠實地敘述。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這不是我們能夠完全確定的東西。這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對你可能是真的，但對于處在另一個位置的人來說可能沒那么真實。我始終認為，真相應該是這樣的：當你說真話的時候，其中已經包含了被挑戰的可能性。
然后你問到了記憶。對于某種寫作來說，記憶不只是你所記得的東西。記憶是復雜的，不只是回憶事件并講述發生過什么的能力。記憶也是對于他人的經歷保持警覺，要記住那些記憶也是他人在某段經歷發生后很長時間內講述的故事。
因此人的經歷是復雜的。它不只是你的經歷，他人的經歷，還是你所習得的東西，以及他人所習得的東西。當你坐下來開始寫作，試圖厘清你想要探究的某個情形，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你記憶的一部分。當你談論記憶的時候，那不只是一個個人問題，不只是自己或者其他人對于發生過的事情的回憶，而是對他們生命中所發生的事情更廣義的一種印象，那可能是思想上的，情感上的，也是個人化的。
澎湃新聞：在以《天堂》為代表的作品中，你大量借用口頭文學來講故事，從商隊及其途中遇到的人們口中能聽到各種殘暴、超現實、神秘、靈性的經歷?？陬^文學如何同你的寫作聯系在一起？
古爾納：首先口頭文學和講故事不是一回事?？陬^文學出現在大多數人都不識字的社會文化中。事情不是寫下來的，而是以各種途徑口頭傳播的，比如集會、慶典，或是其他的形式。只有那些講故事的專家才能傳播口頭文學，在聽眾之間產生振蕩。
我認為區分口頭文學和講故事是可行的，講故事一直在發生，人們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講故事。母親給兒女講故事，家庭聚會上有人回憶起某個事情，或是課堂上老師中斷了上課內容，講了一段軼事，一個故事。故事并非都是宏大或者正式的，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回憶片段。是這些故事表達了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世界觀。因此故事不只是用來娛樂。這些小事情都可能變得重要。它們可能會關乎做什么是光彩的，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駭人的，什么不是，但未必是以一種教誨的方式表達出來。故事就是以這樣非正式的方式講述出來，在你成長的過程中，那些小碎片就這樣被投入了你的腦海。等到你長大之后，你便吸取了理解這個世界的諸多不同方式。
故事對于我們在社會上如何被社會化，我們如何成長并理解什么是明智、什么是不明智的，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些便是我在《天堂》和其他作品里講到的故事，而不是那種由專家們講述的正式的、儀式般的口頭文學。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諾獎線上頒獎儀式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寫作和空間》中，你曾指出“作家通過閱讀走進寫作，這是積累的結果，它出自共鳴與重復”。你認為你和你所讀過的那些作家以及民間故事之間有怎樣的關系？你是否認為自己歸屬于某個文學傳統？
古爾納：我認為這種積累主要來自你從孩提時代開始聽到的各種故事。至于是否有某種傳統，我認為這更像是多種傳統的結合。我來自桑給巴爾的文化，我是作為穆斯林長大的，我的母語是斯瓦希里語，我學習過英語文學。我讀過大量英語以及其他語言的文學。我用英文寫作。因此，你能夠看到已經有各種不同的影響和資源在透露我在做什么。我的任務不是要將這部分和那部分區分開，而是去看看如何利用這種混合物，來制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東西，以有趣的方式去處理那些我所感興趣的議題。我沒法說這是哪一種傳統的寫作，我只知道它來源于不同資源的結合。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身處多文化背景的作家，你為何最終使用英語而非母語來寫作？
古爾納：這是一種運氣，而不是選擇。這種運氣的一部分來自于我們曾經歷過殖民。如果殖民者沒有來過的話，我可能永遠不會接觸英語。但事實上，我經歷了殖民，才接觸了英語，并且發現自己有這種語言上的專長，有使用這種語言來寫作的技能。
作家并不是獨立自由的。有人可能會說，我可以選擇用中文或者法語來寫作，但事實上，是語言選擇了作家。而我的運氣在于，我發現這種語言可供我使用，我擁有用它來寫作的能力，我也有一些想要表達出來的想法，而且我已經進行了大量的英語閱讀。而且寫作通常是和他人寫作的一種對話。因為我在閱讀英語，并且想要回應我讀到的某些東西，所以我自己也開始用英語寫作，這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作家和寫作語言之間有一種親密性，這不是選擇，而是比選擇復雜得多的東西。
澎湃新聞：對于跨文化以及文化身份，文化理論家斯圖爾特·霍爾曾說，“文化身份……有著歷史。但和一切有歷史的事物一樣，它們一直處在變化中?！蹦銓τ趥€人身份的流動性是如何看的？對移民者來說，是否有可能最終找到歸屬？
古爾納：身份問題是可協商的。它并不意味著你要把它固定下來，然后說，我找到歸屬了。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身份也是可協商的。關于我們是誰的想法和很多事有關，包括語言、宗教、其他形式的文化表達、你所處的位置，可能還有生活在你周圍的人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和自我認知有關，也就是最終我們所說的身份，但是我想說的是，這些都是可協商的，你未必要去應對這些變化。
如今，在技術、建筑還有人際關系中，變化都可能發生，而應對這些變化是人類生存的一種品質，也是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的一種方式。身份不是靜止的，它不像是你體內的一個腫塊，你可以定位它，固定它，然后說好的，現在我只要抓住它我就安全了。你需要不斷地重新評估，在你自身和你所在的社群之間協商。如果你正好身處于某個你不完全屬于那里的群體，也就是說，你是某個地方的異類，這就會產生緊張和壓力，而群體內部的其他人不會有這些問題，你就需要對周遭的力量保持警覺。這不是一種區隔，當你在某個地方身為異類而遭受敵意，你或許可以說我不在乎你和你們的社會，并指望由此獲得力量，但這也會帶來限制，因為這意味著你將自己與其他可能性隔絕開來，你走向內部，沒有向世界打開自己。而為了生活，你必須去學習，在你所帶去的和你所發現的東西之間進行協商。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8日，英國倫敦，古爾納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你拒絕了各種對你身為作家而進行分類的企圖，傾向于代表自己。正如《贊美沉默》中所寫的那樣，敘事者是他“自己生活的逃難者”。是否可以說你在描述后殖民時代的一種普世的現實？
古爾納：當然，你可以這么說。但是我想我拒絕這些標簽的原因在于，它們其實排除了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說，將我的作品形容為后殖民主義是不對的，但是這么說就排除了描述我作品的其他可能的方式。我更傾向于保持開放，而不是被稱作后殖民的作家。我寫的東西關于愛，關于我的家庭，關乎歷史議題、法律、不公平等等。任何一種標簽都會讓這些興趣變得狹窄。
我想，代表自己是每個作家都在做的事。我認為正確的就是每個人為自己發聲，而假設自己能替別人說話是一種傲慢的行為。在我看來，沒有人給你為別人說話的權利，你有權做的就是為自己說話。
澎湃新聞：另一方面，西方對于非西方世界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并試圖去發展所謂的多元敘事。你怎么看這些企圖？你是否認為存在所謂“黑人性”或者一個共同的非洲家園？
古爾納：我認為非西方的人們寫作，并不是為了告訴西方什么東西，而只是受到內在的驅使，去書寫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很多身在西方的人祖籍也并不在西方，他們本身就不會只閱讀那些有歐洲根源的東西，而且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經歷過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遷移，并且在最初到達時困難重重。所以寫作不是給那些在過去300年里統治著世界的人看的。從種族的意義上講，寫作并不是出于一種要告知西方的欲望。
非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地方。只消花一兩分鐘想一想就知道那里不只是許多的國家，還有不同的文化、語言、信仰和歷史。有一種價值觀認為，我們彼此之間都有共同之處。但是就歷史而言，我們必須要能夠對這些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加以區分，知曉彼此的不同。我們當然有共同之處，例如都擁有被他者壓迫的歷史。但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必須明白每種文化和社會的特別之處。